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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MA新摄影专题 ] 威里德·贝西蒂自述

 

所以贝西蒂的无相机摄影和雕塑,都在探讨当代艺术生产与消费的天性,他不太在乎美学系统,而更专注在艺术如何被生产出来,生产过程又如何能在作品中自我显现,所以尽管观看贝西蒂的无相机摄影,必会连想起拉斯洛·莫霍利-纳吉(Laszlo Moholy-Nagy)和曼·雷(Man Ray),但是贝西蒂的当代版本并不在乎视觉的构成与效果,对贝西蒂而言,在暗房折叠、卷曲、裁减相纸、调整曝光来创作无相机摄影是让物质本身记录下过程与结果。在暗房中的创作并且是他另一系列《旅行照片上的雾罩》(Travel Picture Mist)的对比-同样是无相机摄影作品,《旅行照片上的雾罩》是将底片连同相机放入行李、通过各地x光检查、曝光、再冲洗出照片,照片名称中并详细记载底片经过的机场以及通过的扫描机型号-两系列在完全不同的生产系统中产生。

 

除了无相机摄影外,贝西蒂并以其他表现方式传达他的概念,贝西蒂将他不要的作品照片打碎后固定画板上成为抽象的《精选作品(2006-2009)》(Selected Works 2006-2009),题名中的年代是那些原本照片被冲洗出来的日期。在《替换铜板》(Copper Surrogates)中,贝西蒂在展览期间以铜板替换画廊使用的桌子、任由工作人员使用而在表面留下印渍与痕迹,下一次展览时贝西蒂把铜板作为作品悬挂墙面展示。名为《联邦快递》(Fed-ex)的雕塑也带有同样观念,如同无相机摄影是一种物质本身历经过程的再现,在《联邦快递》的玻璃箱或铜箱经历旅途时,所有过程都变为留在箱子表面的痕迹,而箱子的大小、贴黏的标签、碰撞的痕迹,再现了人类社会不可见的系统与规范,藉此,贝西蒂将作品讨论的范畴,由艺术生产扩展到了社会组织。

 

本文收录一篇贝西蒂于物质和风格之后讨论会上的发言,与一篇贝西蒂与伦敦泰德美术馆馆长尼古拉斯·柏瑞欧的访谈。

 

 

手段及材料等先决条件确实会对我的作品成形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尤其是以无相机摄影和玻璃箱创作的作品,以后者为例,玻璃箱其实代表着看不见的运输结构,FedEx则是这件作品生产的机制,但是我感兴趣的并不是将拥有固定形式的既存组织结构加以去自然化或去文本化,我更感兴趣的这些介质在影像诞生过程中的状态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可能带来的偶然性。无论作品是相纸或数码文件中的影像,还是一个被运输的实体,这样的偶然性都能为其带来某种新的审美可能。仅仅依靠显性的外在表现理解影像的内涵与结构,这种解读简单而粗暴,所以我创作的首要动机之一,就是为了避免以惯性去具体化那些既定的意义结构,也就是既不以绚烂、抽象或离奇的手法去具体化,也不刻意反其道而行,例如提出它们的空虚然后加以破坏,对我来讲这两种做法并没有任何区别,因为在我的理解中否定也是一种保护的形式。在无相机摄影的作品中,相纸被折叠成一个能自由站立的几何形状,每一面都会呈现出一种颜色,而这种颜色完全由发光体的光谱以及反射光线之间的相互影响决定。我在暗房中是完全看不到任何东西的,当我在摆弄这些巨大的相纸时,我的躯体、相纸和光源之间构成了一个充满张力的操作手段。我没有用赌博来形容我的这种行为,在我看来这更像是一种游戏,一个碰运气的游戏,作品最终能变成什么样子,取决于一系列物理原理,这些结果并没有任何高下之分,它们都只是这些物理原理的陈述。我的行为或许也是一种对前卫艺术和观念艺术创作模式的挪用,让人摆脱某些约定俗成的审美观念,但是我想要强调的是,我以当代艺术文本逻辑的运用来超越传统的特定惯例,摆脱不是否定就是肯定的选择,以寻找一条新的道路。最近,我更迷上了如何处理数位影像的物质,因为数位影像基本上是由字节组成。

 

我对数码影像的处理方式同样有些碰运气的成分在里面。我把组成影像的字节信息以文字处理程序的自动功能重组。在我早期的作品中,构成事物的物质性是固定的,但是事物的表象却被改变了,它们更像是一张墙纸、一种图样模式,它们变成了一个一个微小的填充单元,可以为一个特定文本恣意重复生产。这和后来的无相机作品不同,无相机作品是独一无二的单件作品,在此我并不是想要讨论一个事物的独特性或单一性,那只是那件作品的事实。我作品的本质既不是关于摄影,也不是关于数码,而是关于它们用途的回应。摄影不是我唯一的创作方式,事实上我对摄影也没有特别的关心。只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能够方便的用它来呈现我的作品,因此我选择了摄影。

 

我相信媒介中存在着一种无意识美学,是从它的用途、文化关系、以及科技发展所产生。我听到不少人将我的作品和那些现代主义摄影作品混为一谈,但当他们在媒体发表观点时,说法又变得模棱两可。长久以来艺术中已经发展出各式各样的实验方法,我推测我作品中那些形式上的类似便是来自于此,但是我不认为我的作品和其它人的作品一样,还关系着特定的历史阶段。我相信,在过去的时代里确实存在着将摄影视为单纯图像表达的这种选择,也因此允许以物质去理解摄影影像,摄影中所关系到的意识型态已经彻底置之脑后,而只将摄影视作一种影像制造的行为。但是我想要探索的创造摄影的方式并非如此,而是从技术角度来说并非抽象,并非对具体事物的抽象,也并非对具体事物的描画,而是事物周围的环境、它们的存在、它们的由来以及它们如何成为了界定社会空间审美集合的一个部分。简而言之,我相信政治发生于摄影,而摄影审美必然含有政治意味。政治离我们并不遥远,它就在这里,就在每张照片拍摄的瞬间。但我觉得人们在讨论摄影的时候,在创造影像的时候,往往忽略了这一点。

 

本文摘自2009127日在设计学院艺术中心举办的讨论会物质和风格之后After Materiality and Style)上威里德·贝西蒂的发言。参与讨论的有威里德·贝西蒂、艾莱达·拉斯瑞(Elad Lassry)、卡特·穆尔(Carter Mull)和阿兰姆·摩萨耶迪(Aram Moshayedi)。该文发表于《美国艺术》(Art in America2009年第4期。

 

 

 

尼古拉斯·柏瑞欧(Nicolas Bourriaud):我想问你两个问题。首先,你如何看待旅行或者换位在你作品中的功能?你觉不觉得你是在空间而非传统的纸张或画布上创作?

第二个问题,从历史上来看,现代一词总和动荡、流离联系在一起。你是否认为后现代主义能为此画上一个句号?

 

威里德·贝西蒂:在机场的飞机上,在海关等待的队列中,抽象的概念已经成为了实际的存在。在那些地方,抽象的法律条款在一具具移动的凡躯上找到了最佳的托身之所。我所说的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抽象或艺术唯物主义,抽象一词已经被滥用于表达非绘画的概念,而唯物主义则沦为本体论的代名词。我所谓的抽象是流逝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的平淡,正是这样的平淡决定了我们对真实的体验,更确切的说,正是在这种平淡的累积之下,才诞生了我们对于冲突和错失的理解。在旅行的过程当中,隐私权、所有权、言论自由等种种构成自主意识的概念都在无时不在的监视中被推向边缘,权利露出了它的爪牙,翻检我们的行李,还给我们的肉体打上了队、舱、位等不同分类编号。政府名声的脆弱性通常只会在剧烈冲突或动荡的情况下才会彰显,例如说最近的信用危机、关塔那摩和阿布格莱布等美军基地丑闻等。但在航空旅行等寻常情况下,这种脆弱却隐藏在了社会秩序之中。在绳子和柱子割裂的走道之间,在不同顶棚和围墙划分的功能区块之中,在X光机监视的目光之下,我们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个人权益正在受到侵犯。有人说在飞机上看电影更容易使人哭泣,是因为死亡、空难等种种隐藏在航空旅行背后的不安造成潜在的精神创伤使人变得脆弱,但从字面意义上来说,这种精神创伤可能更多源于航空旅行背后对人身自由的无形侵犯。航空旅行中的种种规章制度在潜移默化之间,不带任何警告就突然侵犯了我们不可触动的权益,这种耻辱的感受唤醒了我们与生俱来的自我保护意识。

 

X光是这种强制力量的排头兵,在真实世界与航空旅行的虚无彼岸之间画出了一道清晰的界限。电影满足了记录动作的欲望,摄影满足了凝固瞬间的欲望,X光则让我们看到事物的内在,这项诞生于十九世纪的偶然发明在现代社会的窥私欲中如鱼得水,但对于我来说,却能够通过X光损坏的度假照片和运输过程损坏的物品等问题之中,窥见隐藏在这些技术背后的阴谋。

 

抽象已经进入我们的现实。金融市场、国家主权、商业公司、公共交通、私人权益,过去一个半世纪依赖,这些瞬息万变的抽象概念已经扎根于我们的生活,它们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我们的主体权利与社会氛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如同钢筋水泥一样真实存在。布什政府对此理解得非常透彻,一位资深白宫助理曾经对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说:现在的我们是一个帝国,当我们有所行动,就会创造我们自己的现实。无论你如何竭尽所能去理解这种现实,当我们再次行动,就会创造一个新的现实,然后你又必须再次学习……” 这种说法似乎能解释这样的转变,让人将布什总统想成电影《黑客帝国》(Matrix)主人公尼奥(Neo)一类的人物,能凭借其救世主般的能力,改变那些尚未觉醒的人类眼中的物质世界。从有形到无形,从对象到影像,从触觉到视觉,现代主义转变才走过了一半的路,但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去谈什么是什么是已经变得没有意义。归根结底,对象的完整性是使其产生的社会体制的一种抽象,而社会系统本身又是这种对象的抽象,这就是资本家眼中的现实主义。后现代大旗之下一系列关于权力的经典评论都源自现实原则,认为我们可以区分真假,认为这种鉴别能力可以威胁统治,甚至还认为权力的铁幕之后有很多东西可以被揭发。但这些观点大多站不住脚。对于权力更为经典的表述则将其描述为妥协与沟通的集合,无论我们是否愿意,都是权力的合作者。

 

我想那些与镇压体系斗争的人都渴望能够以解放或者革命的方式,给权利画上一个句号。但也许放弃这样的努力才是一个更加积极的方式。在顽固不化和主动沟通之间,如何做出是非之选?也许正如纪录片导演黑特史德耶尔(Hito Steyerl, November)所说的那样,我们越接近现实,就越难了解现实,但这样的现实依旧是我们最必须要面对的。这样的现实伪装在平凡的生活当中,难以理解却无处不在。

 

本文摘自《另类现代:泰德三年展图录》(Altermodern: Tate Triennial泰特出版社,伦敦,2009)中威里德·贝西蒂与尼古拉斯·柏瑞欧的访谈。

 

 

 

威里德·贝西蒂(Walead Beshty

1976年生于伦敦,现居住工作于洛杉矶,为艺术家、作家、美国加州艺术中心设计学院艺术部研究所副教授。个展包括于华盛顿赫什霍恩博物馆和雕塑园(Hirshhorn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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